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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人死前五个阶段 王凤雅之死:农村家庭的残酷现实

作者:admin 时间:2020-05-18 12:33:15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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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丁香医生团队在两天内访谈了多位眼科医生,丁香医生深度报道团队「偶尔治愈」主笔刘璐奔赴河南郑州市和太康县,采访了郑州医院的会诊医生、凤雅在县医院的接诊医生,还在温良口村采访了凤雅一家人和事件调查组的成员。

我们试图还原一个农村家庭,在面临一个全然陌生的癌症时,所作出的选择。不求能够百分百还原真相,只求不再雪上加霜。

一个练杂技的农村母亲,一个智力有缺陷的父亲,一个兔唇的儿子,一个患有眼癌的女儿,一个年收入不足两万元的家庭……

在开启了网络筹款之后,事情在网络上呈现出了这样的版本:

舆论在媒体的引导下把矛头指向了「诈捐」的父母

丁香医生团队在两天内访谈了多位眼科医生,其中一位是国内最好的视网膜母细胞瘤专家之一。

主笔刘璐奔赴河南郑州市和太康县,采访了郑州医院的会诊医生、凤雅在县医院的接诊医生,还在温良口村采访了凤雅一家人和事件调查组的成员。

我们试图还原一个农村家庭,在面临一个全然陌生的癌症时,所作出的选择。

谁能想到,王凤雅错过最初的治疗机会,竟然跟名字有关。

太康县医院张凯华医生第一次给王凤雅诊断的时候,王凤雅还是一个神志清醒的孩子,外观也没有异常,但仔细检查,张医生才发现她的右眼已经有些看不见了。

那次检查,医院的报告说,考虑视网膜母细胞瘤,建议她到大医院再去诊断治疗。

而病人信息那行字却是:杨富豪,女,5 岁。

两天之后,王凤雅的妈妈杨美芹,再次带着孩子出现在张凯华面前,这次的病人信息是:王凤雅,女,2 岁 9 个月,杨美芹来申请为王凤雅转院治疗。

张凯华和杨美芹在门诊室争执起来,张医生质疑孩子两次的信息为什么不同——在基层医疗机构,骗取医疗保险的事情屡见不鲜。

刚满 100 天的凤雅

站在太康县医院,听医生说起这些事情,我们也十分费解,杨美芹为什么要做这不合规矩的「欺骗行为」,她甚至把这和她的所谓「诈捐」「重男轻女」等联系在一起,觉得这个女人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但后来当有机会问起杨美芹时,我们才发现对她的生活,以及她生活的困境是缺少想象与理解的。

她距离最初在社交网络上那个被广泛传播的完美的恶人有着很大的距离,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过着艰苦日子的农村母亲。

那个最初耽误了王凤雅转院申请的「杨富豪」,是杨美芹哥哥的孩子。杨美芹包括王凤雅在内的五个孩子都没有新农合医保。为了一些报销事宜,她冒用了杨富豪的名字。

可是当面临超出自己想象的病情,她不得不求助更高一级医院的时候,没有医保的王凤雅在最初就没能通过转院规则这一关。

2017 年 11 月 1 日,王凤雅持续发着烧。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有过三次,杨美芹发现王凤雅眼睛里有异样的白圈,但她以为那是灯光的原因。

几天之后,杨美芹带着王凤雅来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院初步诊断为「双侧眼球内母细胞瘤」,一个星期之后,王凤雅又参与了医院的一次会诊,医生建议王凤雅住院进一步检查,必要时化疗。

县医院眼科,凤雅在这里看过眼睛

我们和参与王凤雅诊断的陈悦医生聊了聊。陈悦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他接触过不少和王凤雅类似病情的病人,很多家长都会听取他的建议。

但是王凤雅的家长没有,他们甚至只是做了简单的门诊诊断,连病历都很简单。

陈悦事后回忆,在当时的阶段,如果尽快采取措施,应该能「救得活」。

但由于医学的不确定性,作为医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百分之百确定的答案。

而且,化疗二字和两万块押金,以及后续无法想象的更多治疗费用,就已经把杨美芹吓得退缩了脚步。

最初,杨美芹甚至不知道「视网膜母细胞瘤」是癌症。

在沟通之后我们发现,杨美芹以及同村的人的印象里,癌症是治不好的疾病,周边患癌的邻居,有的是老人有的是年轻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了。

有一个杨美芹熟知的癌症病人,临死的时候头部和腹部都鼓得特别大,这是她对癌症的全部认知。

杨美芹回忆,在县医院的时候,有医生指责她,说等你医保办下来孩子可能都不在了,这让她生气又害怕。

杨美芹为此跟医院大吵一架,回到家,她仍然耿耿于怀。

想不清楚的各种问题困扰着杨美芹,他们很快就从郑州又回到温良口村。

「喝了温良水,傻子也会踢两腿」,温良口村被称为杂技村,这句话用来形容当地人的高超杂技技艺。在有王凤雅之前,杨美芹的职业也是杂技演员。

8 岁的时候,杨美芹和父母、哥哥一起住在一间下雨会漏雨,会掉泥的房子里。每天邻居家姐姐练杂技顶碗,她就在一旁看,甚至热衷于帮她捡碗。邻居姐姐告诉她练杂技能挣钱,一个月一百多。杨美芹于是非常想去学杂技,她不想上学了,「我自愿的,想为家里挣点钱」。

从 8 岁开始,杨美芹在心里就下定决心,再苦再累她也要练杂技,别人不练的时候她也练,给再苦再累的活,她也愿意练,老师不让她跟一些老板出去演出挣钱,她也坚持练。

她每天在钢丝上练习光脚走路,在钢丝上练习一字马,双脚被钢丝磨得没有知觉。顶蜡烛,两只手一只脚,保持平衡顶蜡烛,蜡油滴在她身上。

直到 16 岁,杨美芹才终于开始有演出了,在大篷车上、在歌厅、学校,也和村里的一些杂技团出去演出。她终于开始挣钱了,还用自己挣的钱给哥哥盖了房子。妈妈问她要不要再去上学,她说还要继续耍杂技。

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杨美芹的父母和王家说亲,在一次农村传统的相亲会面之后,杨美芹觉得安静又高大的王辉还不错,后来两个人就结婚了,王辉比她小 5 岁,出生于 1991 年。

是结婚怀了孩子之后,杨美芹才发现王辉的脑袋不是那么好使。他基本没办法为家里的经济做点什么,也很难和人交流,他跟着母亲去帮村里的人修房子挣钱,也要在母亲的指导下才知道自己可以做点什么。

杨美芹一直还在杂技团工作,每个月工资一两千块钱,这过程中她生了三个孩子,直到 2014 年怀上王凤雅,凤雅在她的肚子里陪她走了 4 个月钢丝,肚子凸起,老板说杨美芹已经穿不了戏服才让她离开了杂技团。

杨美芹并不觉得自己的婚姻生活有多让人满意,她像每一个朴素的农村妇女一样,认为自己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刚嫁入王家时,家里只有一台电器——洗衣机,这在后来成为杨美芹使用和修理过最多的电器,她不辞辛苦地给五个小孩换洗干净衣服,洗衣粉用得比她婆婆快两倍。家里的冰箱是别人用剩下给她婆婆,她婆婆再给她的。

去年 4 月小儿子在嫣然天使基金的支持下做了唇腭裂手术之后,正逢天气热起来,她担心儿子伤口感染,要求公公婆婆买了一台空调安在房间里。

杨美芹感慨:当妈妈比耍杂技还累啊。

从郑州回来之后,杨美芹在亲戚建议下打开水滴筹,准备为女儿筹一些钱,并同时进行保守治疗,她带着王凤雅奔波于镇卫生院、村诊所和家之间。

这期间,病情迅速发展,她的眼球开始突出,不断流血,长期昏迷,大多数时候她都躺在床上输液。

一个下午,杨美芹发现孩子左眼也失明了,自那之后,杨美芹记忆里王凤雅再也没有笑过

有邻居建议杨美芹用进行网络直播,可以拿一些打赏作为女儿的治疗费。

在温良口村,玩小视频直播的人很多。留守在家照顾孩子的农村妇女,但凡有个智能手机,大多都会玩一玩小视频。杨美芹在为女儿直播筹款期间,偶尔也会看到村口小卖部的老板娘进入她的直播间,看看孩子。

在村里,家里有重病病人需要筹钱的,也会用水滴筹,杨美芹认识字,但很多词语不太能理解,阅读文章的时候,她要小声把文字念出来才能进行思考。打字的时候,她都是用语音转换软件,把语音转换为文字。第一次筹了一万多块钱,大多数都来自身边的亲戚和邻居,王凤雅的病情还局限在村里和周边地区。

志愿者是通过网络视频关注到王凤雅的。据杨美芹回忆,一个志愿者给她打电话,建议她用水滴筹为女儿筹款,杨美芹说已经筹过一次了,都是身边的亲戚朋友捐钱,不好意思再筹一次。杨美芹觉得自己学杂技表演是为了家人,开始直播这一种「表演」,则是为了女儿。

但她这样一个农村妇女,却从没想到自己会陷入一场互联网道德争夺战中。

一些志愿者给王凤雅捐钱,还有很多网上的声音质疑杨美芹为什么始终不带孩子去大医院看病,为什么不去北京?

她向志愿者解释自己对这个病和对孩子现状的理解,「但志愿者们不同意,他们一直催促我去治,像是这个病很容易治似的」。

杨美芹哭着说:「我觉得我做不到啊」。

此刻坐在我们对面的杨美芹,在面对了无数质疑、谩骂、求证之后,好像终于能放下外界对她的绑架。

她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恶魔母亲,但也不是一个完美母亲。

从王凤雅出生之后,杨美芹就再没有收入了,她种了几亩地,如果把收成全都卖完,可以挣到一千多。丈夫在市里的工地当保安,一个月也就一两千,基本不能为家里留点多余的钱。

杨美芹的做法在志愿者看来是不可理解的,而她也在这种规则下显得格格不入。

杨美芹在水滴筹款显示 23116 元时结束了筹款。

「孩子要是治不好了,我还筹什么款」,她打算用这些钱继续为王凤雅做保守治疗,买一些她喜欢的东西,买更好一点的奶粉,更多的玩具。

清明节前后,有志愿者来到杨美芹家,告诉他们北京的医院已经安排妥当,最好火速带王凤雅去北京。甚至一些志愿者说她必须带孩子去北京。

对杨美芹一家来说,这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志愿者屡次变故的行程和承诺让他们起了疑心。

我们采访了凤雅当时就诊医院的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赵军阳,他当时不在现场,但问过当时接诊的医生:「比较严重,家长没有挂号,医生好心加了一个号,告诉她需要做化疗,然后病人就走了,再也没有来过。」

杨美芹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后,微博上的寻人启事沸腾起来:「寻找被妈妈弃疗的患有眼母细胞瘤的 2 岁女童王凤雅」。

杨美芹觉得委屈,她没有放弃啊,女儿明明还在她怀里。就算后来在王凤雅去世半个多月后,杨美芹也还哭着对我们说:「凤雅死了妈妈也能感觉到她一直在」。

从北京回来之后,王凤雅的情况急转直下,一直高烧,不会说话,也不能进食了。

在家里的时候,志愿者让杨美芹的公公穿上最旧的衣服,在旁边一栋废弃的院子前站着拍照以显示自己的贫穷。

儿子的唇腭裂手术被一些人说成是挪用王凤雅的筹款,这形成了对杨美芹「重男轻女」的控诉,之后证明这是去年 4 月份嫣然基金会的免费救助。

最让杨美芹难过的是,志愿者说她虐待孩子至死,杨美芹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拍照,为什么要拍凤雅输了很长时间液的手,后来她才知道,这成为她「虐待」孩子的证据。

杨美芹一家迫于舆论压力,公布了三万多捐款的去向。

根据调查组以及凤雅爷爷公布的信息:

在村、镇卫生院、县医院和郑州医院的来回诊断治疗以及药物费用、救护车费用花了将近一万元,在镇上、县里、郑州的若干次来回车费约 5000 元,孩子住院时间 48 天的日常陪护、吃喝花了 3500 元,一些零散的零食、玩具、奶粉等费用花了一万多,以及丧葬费 1200 元。

除去报销了部分医药费之外,结余 1000 多元,杨美芹的公公已将其全部交给政府相关机构。

但部分公众仍然对此有质疑,「为什么花一万多买奶粉不去治疗?」。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中国人似乎有了一种不顾一切全力救治的价值观。

在杨美芹的逻辑中,更现实的是顺应命运,比如面对严重的病情且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她或许已经对得起孩子了。

小儿外科医生李清晨推荐我们去了解一下妞妞的故事。

妞妞是作家周国平的女儿,在妞妞一岁半的时候,患上了双眼多发性视网膜母细胞瘤,和王凤雅是相似的疾病,。

医生给周国平的建议是「左眼摘除,右眼试行放疗和冷冻」。周国平当时写下:「没意义,完全没意义。世上是有绝望这种东西的!」,最终他的决定是:「既然难逃一死,何必再让她在死前遭受这番痛苦呢?」

周国平放弃了。

他的决定引起了很大争议,某种程度上成为周国平的一个「黑点」。周国平为妞妞写下的这本书在美国的几个医学院校被作为伦理教材来使用,没有关于他的决定正确与否的评论。

当面对孩子致命且有严重后遗症的疾病时,家长在坚持治疗和放弃之间的边界在哪里?

李清晨觉得这里面有很残酷的东西,「有时候谈儿童权益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毕竟真正要抚养那个孩子,为他 / 她负责的是那对父母。」

后来,周国平后悔了,他觉得自己把妞妞挡在了这个世界的门外。

「悔恨是一种事后的聪明。在悔恨者眼里,往事是一目了然的。他已经忘记了当初选择时错综复杂的困境和另一种可能的选择的恶果。此时此刻,已实现的这种选择的恶果使他成了那种未实现的选择的狂信者。他相信,如果允许他重新选择,他将不会有丝毫犹豫。」

二十多年后,农妇杨美芹也面临同样的选择,她后悔开视频直播和水滴筹,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她或许还是会让凤雅在镇卫生院输液到最后。

在王凤雅最后在镇卫生院住院的时间里,杨美芹每天会接到无数谩骂的电话和短信,舆论经过一遍遍传播,她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恶魔——一个重男轻女的农村家庭,处心积虑地利用女儿的癌症,募集了 15 万(最终确认的金额是 3.8 万),用于兔唇的儿子的治疗,还是在北京一个昂贵的私立医院(实际上儿子的治疗是由嫣然天使基金支持的),而重病的女儿被关在一个小房间内,最后被虐待致死。

杨美芹忍不住地去看各种文章下面对她口诛笔伐的评论,她也曾给自己买了安眠药和农药,心里想「是我做错了吗?」

因为在她带着孩子四处求医的经历里,很多医生的建议她并没有采纳。

郑州医院的医生建议做病理检查,她们没做。

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建议做化疗,她们没做。

有研究统计,在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眼内期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生存率高达 95%。[1] 但这个疾病在中国的生存情况,学界似乎没有一致的认知,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赵军阳说:他的病人,五年生存率在 95% 以上,一般的大城市,国家正规医院五年生存率平均也达到 80%。而 2010 年发表在《英国眼科学杂志》的一篇论文称,中国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生存率数据是 63%。[2]

由于王凤雅没有病理检查,并不能精确判断凤雅在每个阶段的具体分期,各种治愈率和生存率的数据也很难直接套到她身上。

我们采访了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生赵军阳,凤雅 11 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会诊医生陈悦,湖南省儿童医院眼科主治医师邓姿峰。

多数医生认为,11 月那次,如果能尽快规范治疗,保命的可能性很大。

至于费用,赵军阳告诉我们,眼球摘除手术大概几千块钱,装一个假眼义眼一万多,化疗每次三四千加上所有住院费不会超过 5000 块钱,做 4 次化疗,包括交通食宿 5 万块钱也够了。保眼治疗贵一点,费用大概是十几万。

但对于年收入只有两万不到的杨美芹家,这确实一笔不菲的费用。

到了 3 月,根据太康县人民医院的 CT 结果,王凤雅此时已发生颅内转移。

我们问了赵军阳,国内最好的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医生之一,颅内转移的孩子生存率能到 20%~30% 吗?

赵医生想了一阵回答我们,「到不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总结了在 2005 年~2010 年间收治的 133 例患者,哪怕在眼外期,生存率(随访中位时间 27 个月)高达 90%。但一旦突破眼球进入远处散播期,生存率仅有 26.08%。[3]

在赵军阳医生收集的两百个死亡病例里,放弃治疗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实际中农村家庭得到的医疗,距离凤雅事件围观者设想的「步步到位」的医疗是遥远的。

根据大病医保的调查,乡村患儿看病过程中,连基层医生都可能会犯错,更不用说凤雅这样的家庭。

新华网几年前公布的一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因病死亡的农村儿童中,死前有一半都没有得到过治疗,或仅在医院的门诊部治疗过。[4]

王凤雅是在 5 月 4 号去世的,死前的过程并不轻松,屎和尿无法控制地往外流,高烧不止,大喘气,杨美芹哭着去找医生,医生赶到时,凤雅嘴唇紫黑、脸部苍白,医生让杨美芹准备后事。

在王凤雅死后的半个月,更大的风暴才向杨美芹袭来。恶魔母亲、不顾小孩生死、谋杀、诈骗犯、吃人血馒头、赎罪,舆论遍及各个层面,这些都是「正义者」扔向杨美芹并试图将其「埋葬」的石头。

杨美芹仍然站在温良口村,逃离不出任何一个困境。

父亲王辉在凤雅死后很快就又去到外地打工了,和他 19 岁的弟弟一起在一个工地当保安,没有大事不会回家。

杨美芹的公公把王凤雅的照片都烧了……

在凤雅的事情之后,杨美芹给每个孩子都买上了新农合医保,她头痛失眠流泪,她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超越命运的选择。

临终者联盟里的布道人

“各位好友,家父于今日中午不治,感谢各位群友这些日子的陪伴。生活还要继续,诸君同勉!”

3月初的一天,病友互助群弹出这样一条消息,一串串的致哀、蜡烛符号随之而来。发言者的父亲是群里第65个,也是最后一个去世的癌症患者。至此,这个QQ群的功能不复存在。

群主李牧并没有将群解散。他的头像始终黑着,不发一言——他死去两年多了。李牧是群里第一个逝者,死于直肠癌,时年43岁。

还是2013年6月的时候,家里来信说父亲罹患小细胞肺癌,已伴随肝转移,时日无多。含着眼泪,我从武汉赶回安徽老家,将父亲接到了蚌埠市里的肿瘤医院。

肿瘤医院大楼有六层,一、二楼是手术病人住院区,这里的人多半还能活着走出去;三楼和四楼是化疗病人居住区,他们的生存期是5—25个月;五楼和六楼是终末期患者的聚集地,他们中的多数只是在这里等着死亡来临。

从一楼到六楼,是癌症病人经历的三个阶段。短短几十米楼梯,囊括了一个生命的最后旅程。

父亲的病房在四楼,和李牧一个房间,李牧是肿瘤医院的老住户了,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快一年。房间的另一张床是肝癌患者刘闯。父亲刚办完住院手续,李牧就凑上来问东问西,诸如“生育几个子女、年龄多大、家庭住址”之类。

这是他的习惯,每当有新病友住进,就第一个上去搭讪。不过,在癌症病房没有几个病人和家属愿意透露个人信息,大家都讨厌上门推销“抗癌神药”的骗子。

李牧每天傍晚都会走进四楼及以上楼层的病房,挨个站在病床前歌唱、传播福音,模仿新闻联播的腔调讲解当天的国家大事。遇到病友过世,他第一个冲过去,做完弥撒,握着家属们的手慰问:“对于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离去,我们致以诚挚的哀悼。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这套做法是以前住在医院的一位病友教给李牧的,我们住进医院时,那个病友早已死去。这种毫不顾及病人和家属情感的做法,被李牧接受并延续下来。病人和家属觉得荒唐可笑,却无可奈何——谁也不愿招惹一个行将死去的人。

偶尔,李牧还是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父亲住院一周后的傍晚,李牧在五楼为一个弥留之际的患者祈祷:仁慈的主啊,我们赞美你,请你宽恕他吧,他即将死去……话还没说完,病人的四个儿子就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扭送他回了四楼病房。

“福音宣传完了?”病友们摆弄着电视机,嘻嘻哈哈地看着浑身是伤的李牧。

“没有,还差两句,不过上帝会听到的……”李牧擦拭着伤口,一字一顿地说。

“哈哈哈,被打了吧?”病友不依不饶。

“上帝会原谅他的,天下兄弟姊妹是一家。”听到李牧的回答,病房里笑得更大声了。

少有病人能坦然面对死亡,治疗过程中的煎熬,有时比死亡更让人难以承受。亲人的陪护几乎是这些人最后的安慰。

可是我从未见过李牧的家属。有一次,我偶然看到,李牧的化疗意见书上家属一栏赫然写着:“李牧,同意”。

有资历的老病友私下传言,李牧是国企职工或者公务员,住在蚌埠城郊,没有成家,跟家里的兄弟们关系不怎么好。

刚住进来时,父亲曾和李牧谈及家人的重要,被他用粗糙的歌声转过话头:天下兄弟姊妹一家人……

等到9月,医院例行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至李牧的脑部。这意味着,他的余生要以天计算了。也就是这天傍晚,李牧的家属终于出现,两位五十来岁的男子,他们和李牧的面相极为相似。

这兄弟俩闯进四楼的护士值班室,吵着要为李牧办理出院,说一些“癌症根本治不好,医院就是骗人的”之类的话。或许是兄弟二人的言语过于直白,或许是无法忍受这样的嘈杂,家属们开始涌向值班室,有人手里已经抄起了晾衣杆。

“滚,我的事不要你们管!”扶着墙赶来的李牧用怒吼终结了争执。人群逐渐散开,兄弟俩骂骂咧咧地走了。

那天晚上,李牧罕见地没有宣传福音,整个病房区寂静下来。午夜时分,我给父亲翻身,听见李牧在啜泣,嘴里还絮叨着什么。

原来,李牧没成家和两个哥哥有很大关系。他和女友当年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想结合后跟父母住在一起,结果两个哥哥一个找父母闹,一个找女方家里闹,生生拆散了这桩婚事。

李牧住院这么久,两个哥哥从来没有来看过他。这次他们来医院闹,更多是冲着房子来的。

“这房子是爹娘给我的遗产,老两口是被他们气死的。给了他们,我有脸去见父母?”李牧伴随着疼痛呻吟的诉说,像是说给我听,又像给他自己。

那晚,我沉默地坐在床边,听他讲到天亮。

“王大哥,把你儿子借给我用半天。就半天,行不行?”国庆节前一天早上,李牧突然央求父亲,让我为他办一件事。

父亲点头后,李牧递来一条黄鹤楼烟——我在武汉待了四年,这是我熟悉的味道。与烟一起递来的,还有一个文件包,里面是他的证件和委托书。

“小王,你去把自己的证件复印一下,去房管中心替我签字。其他的,就不要管了。”

他要卖房。

“好啊,钱也是我带回来吗?”我懵懂地问。

“不,你签了字,他们就会打过来,我有卡的。”李牧嘻嘻哈哈地塞给我一叠零钱,说天热,在路上买点水和吃的。

刚办完售房手续,我就接到李牧的电话:钱已收到。李牧的房子有100平米,售价50万,在蚌埠当地,这是一笔巨款。

回医院,我看到李牧站在挂号区的凳子上,宣布说:我要买一辆红旗,就是毛主席坐过的那种!我要检阅一下你们,哈哈哈!

说话时,他模仿着领袖的样子:先是抬起右手行了一个纳粹军礼,又将借来的一顶帽子拿在手中挥舞,接着双手划十字,并以虔诚的祷告收尾。

围观的病友纷纷调侃他。“李牧,你还是去理个毛主席一样的发型。”“李牧,你到底是信上帝,还是信毛主席啊?”“李牧,你姿势不标准啊!”

那天下午,他征用了我的笔记本电脑,一遍遍查阅着红旗的各类车型,最后遗憾地自言自语道:“毛主席坐过的车,我买不到,也买不起了。”

第二天一早,医院楼下出现一辆老式红旗。连车带司机,都是李牧租来的。李牧说,接下来的日子,这辆车将是他的私人座驾,负责给他送餐、带他兜风和送他去教堂做礼拜。

有病、烧包……这些字眼逐渐在等待死亡的病友和家属中传开。不少人等着看李牧的笑话——万一人死了,钱没花完,那可就便宜两个哥哥咯!

那辆红旗每天早上都准时停在楼下。李牧没有用它检阅过任何人,相反,它成了医院病人和家属们的通勤车,买生活用品、送饭,甚至送出院的病人回家。这一切从未收过费,获益的病人和家属们也心安理得地享用着李牧的专车——他快死了,我们替他把钱花光。

老实巴交的刘闯是附近乡下的农户,只有36岁,刚住进来时,他的妻子经常躲在走廊里接电话,不知从何时起,这位有几分姿色的农妇再也没来过。后来听说,她把两个孩子塞给刘闯父母后,带着所有的积蓄消失了。

见惯悲欢离合的医生们断定,刘闯的妻子“跑路”,建议他不用找了,干脆回家休养。谁都知道,回家的结果意味着什么。

刘闯妻子消失几天后,李牧提着塑料袋走向医院收银台,给刘闯续交了剩余两个疗程的化疗费用。末了,还递给刘闯五千元备用。

整个过程就像政府领导逢年过节的例行慰问。李牧拉着刘闯的手说,组织不会遗忘你,上帝也不会抛弃你,希望你能够坚定信心,战胜病魔。

这一次,病房里的掌声真挚热烈。

冬至那天傍晚,李牧照例去六楼传播福音,出门后便晕倒在楼梯口。诊断结束,他的病床被转移至六楼。死亡越来越近了。

大概是他搬离后的第三天,我拒绝了一个陌生QQ号的交友申请。随即我手机响了起来。

“小王,我是你李叔,是我加你好友,快同意!”李牧的声音兴奋有力。

刚同意好友申请,我就被拖进一个QQ群,群简介上写着:我们必须健康地活着,看到“四化”实现的那一天,我们必须欢乐地死去,这是上帝给予我们的自由。

我暗暗发笑: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群,坚持不了多久就会四散而去。

群里面的人全是肿瘤医院的危重病人或家属,他们大多来自周边农村,年纪偏大,多数人不知互联网为何物。前来陪床的家属们,大多用等待死亡的心态迎接最后结果,所有的人心知肚明,却又从不点破,在压抑和绝望中,上网是唯一的发泄渠道。

起初,群里只有李牧一个人发言,内容还是老一套,诸如“伟大而仁慈的主啊,请你宽宥我们,哈里路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之声”“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X月X日,农历X月初X,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在群主李牧的带动下,半个月后,群里逐渐热闹起来。病人和家属们开始大胆地讨论着死亡和人生,共享网络段子,互相浇灌心灵鸡汤,咒骂社会不公。对李牧的鄙夷嘲笑已不复存在。每天清晨,群里都有人发信息刷屏。

“老李,你啥时吃完啊?该联播了!”“老李,咋还不开始传播福音?”“老李,你的车呢?弄出来检阅下!”

死亡在冬日如期而至。春节前两天,李牧死了。临死前,李牧委托同病房的家属在群里发了几段文字:

“进来这个医院的人,很少能活着出去。对群里的每个病人来说,剩下的时间都可以用天来计算。我知道,大家都很煎熬。”

“我没有家属陪伴,化疗的时候,我也会疼。我能挺下来全靠你们,大家都等着我唱歌、播新闻、传播福音呢。”

“我不傻,也不愣,只是希望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开心潇洒地把生命走完。我走了,还是有点疼啊,希望到了那边,我们还能一起祈祷、一起看新闻……”

群里沉寂了片刻。很快,四楼病房传来哭声,之后蔓延到五楼和六楼。大家知道,那个用乐观教会我们坦然的人死了。

李牧的后事是红旗车驾驶员帮忙料理的,他临死立了遗嘱并留下五万块钱。驾驶员在灵堂哭了一场,把李牧埋在他父母的坟旁。李牧的两个哥哥都没参加葬礼。

李牧走后,群里依旧活跃,一位不怎么识字的胃癌患者接过角色,继续传播福音、播报新闻。这样的传递,一直持续到最后那位病人死去。

作者王栋梁,媒体从业者

癌症患者心理的几个阶段是什么? 好像第一阶段是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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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通常会产生大量的心理和躯体反应,一旦学会了,我得了癌症,积极的,消极的,负面的因素可能直接影响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所以,家庭成员或病人是否有必要的了解,癌症病人的心理反应过程,是不利于癌症的治疗,为了克服情绪的发展。 最初的紧张和焦虑 癌症患者的紧张和焦虑的癌症患者是最初的情感反应。当一个人被诊断患有癌症,无疑经历了棍子,感到恐慌,恐惧,紧张和焦虑。感觉烦躁不安,睡眠和饮食的严重浪费。从心理防御机制,这种心理过程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或身体感到疼痛,焦虑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信号或威胁作出相应的反应。 但是,长期,严重的焦虑。可引起人体的内分泌功能失调,从而破坏其自然防御系统。在这个时候,起保护作用的长期相对生存的压力和焦虑将成为一种疾病??吗?,当然,也影响癌症的治疗。 医疗癌症患者的心理状态,从新疆肿瘤医院拒绝承认 许多癌症患者的经验教训,他患上了癌症,通常拒绝的心理过程,以应付突然这个可怕的消息。留居拒绝作为缓冲,你可以把这个坏消息,它具有神奇的力量和人民ATARAXIA精神和身体上的准备。如果癌症患者不否认,这种心理过程,一次不能打不起,有时行事不当的负面行为。拒绝的患者可以从中受益,但也往往会延误治疗。 因为有些患者坚持其不可否认的角度来看,重复做了很多检查,以便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黄金时间延迟。只有当患者的负面的心理状态中摆脱出来,接受既成事实,家庭成员和亲戚朋友分享感受,会觉得这个版本非常沉重的负担,配合医生积极参与各种治疗方法。不满和怨恨的癌症患者后的不满和怨恨一些否认的的斗争癌症患者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的。在此期间,患者都知道,癌症是一种已成定局,确实来的不幸命运。想想年轻的光,他们快走到生命的尽头,我觉得还有很多未实现的理想,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也需要照顾自己...如何任何人都可以当你感到痛苦吗?特别是,看到其他人的喧嚣,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无忧无虑,他不得不锁定?鉴于病房,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室测试工作,但也层出不穷,打针,吃药,等等,怎么感觉很委屈,嫉妒,愤怒和怨恨。 难怪,癌症患者会感到不喜欢任何东西,不管大小事将不利于脾气。在这方面,一方面,患者应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自身的防御机制,另一方面,医务人员和病人的家庭成员了解病人的损伤。 4个癌症患者的失望与挣扎 当患者癌症作斗争了一段时间,或折磨了很长一段时间,或因为效果是不显着的波动本病常感到前途未卜。加上长期患病,年老体弱,并且牵连了自己的亲人,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的内疚,失望,抑郁,沮丧和孤独。许多患者到的情况触景生情:看房子多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家庭有望看到熟悉的办公家具,设备,工具,充满了无尽的眷念过去的生活,亲戚似乎有眼睛同事似乎他的嘴里充满了泪e799bee5baa6e78988e69d8331333332396164水,细致,体贴,照顾自己,对待自己的感情,同情和遗憾。如果没有感情和情绪?交织在一起,让挣扎在绝望的病人,有时甚至癌症作斗争的勇气,但是当。 严重的绝望和挣扎的癌症患者的心理反应,因此,解除这种心态是必要的。 的痛苦和死亡的癌症患者 一些癌症患者的各种心理反应,这是死亡的困扰,从来没有停止过接受死亡的经验。治疗死的,人持相同的态度。有些人认为会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她没能见到自己的亲人,似乎是你什么样的生活,以一个悲剧的场景:一个垂死的寂寞,我的心是充满了无限的惆怅死亡前,恐惧和悲伤。有些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和死亡的斗争,被打败了,只能接受死亡,不再挣扎,不再抱任何希望,现实的订单。 有些人接受的医生,家人和朋友的劝告和安慰,从绝望和沮丧的深渊爬,爱自己有限的生命,不再怨天忧虑,自卑,不再害怕平静地死去的心理状态接受治疗,并期待着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法效果。 (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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