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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根本不关注的彭宇案

作者:admin 时间:2020-05-26 06:43:18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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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宇案从 2006年至今,快十年了,每次遇到道德与诚信的话题就要被拿出来说事。可是,人们真的有认真读过这个案件的判决书吗?他们真的需要真相吗?

是的,在这个事件中,法官写判决的水平、官方辟谣的水平都很烂。我也毫无为他们开脱的想法。在现在,“彭宇”已经成为脱离实际案件而被社会广泛认同的一种道德符号,我也无法改变这种观念。只是我还是想说说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还是希望至少学习法学的人能够明白前因后果,而不是“我听XX讲课时说”,更不是“当时就是如何如何”。

1、“从常理推断,如果你没撞,为什么你要救人?”

我真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被人解读成这样的,也许是不怀好意的记者,也许是真没文化的愚民。

看得明白吗?我给你翻译一下:因为被告的行为与情理中“做好事”的表现不符,所以他说自己是见义勇为的辩解不成立。

2、判决的证据是什么?

近日,网上流传这样一个视频:河南驻马店一女子过马路时,被一辆出租车撞倒在地,事发后,被撞倒女子横躺在马路上一动不动,其间多辆汽车和多名行人路过,无一辆车停车查看情况,也无一人上前施救,一分钟后,该女子遭到另一辆汽车二次碾压。不少人在感慨、悲愤世态炎凉、路人冷漠的同时,却将众人的冷漠归过于十年前的“彭宇案”。

近年来,路人对遇险者作壁上观的类似新闻不断在各地反复上演,而每当类似新闻出现,“彭宇案”就会被再次纳入公共讨论的范围。一时间,“扶不扶”仿佛成为了一个困扰人们多年的中国式难题,提供救助怕被对方反咬一口,不提供救助又将面临良心上的谴责,甚至这个话题还上了春晚。其实,在再次讨论这一话题之时,我们不妨重新回到“彭宇案”案情本身。

该案中,从法律真实看来,彭宇在第二次庭审时承认“我下车的时候是与人撞了”,但否认是与老太太相撞。第三次开庭中,原告方提供了一份主要内容为彭宇陈述两人相撞情况的笔录照片,虽然这份笔录因警方失误丢失客观上无法提供原件,但也得到了当时做笔录的警官的确认。结合彭宇自述曾经与人相撞却说不清与何人相撞以及经警方确认的笔录照片,这就构成了优势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彭宇与老太太相撞并无不妥。而从客观真实看来,事过多年后,彭宇也承认了当年确实和老太太发生过相撞。

遗憾的是,当年一些媒体一边倒地将彭宇“人设”为被冤枉的“好人”,毕竟“好人蒙冤”的剧情要比“撞人该赔”的现实更加能够“撬”开读者的眼睛,撩动他们互动的欲望。而不得不说的是,或许是人性的自私因子使然,我们习惯于为自身在众人中的冷漠去找到一个客观而冠冕堂皇的借口,“以讹传讹”似乎总比真相走得快一些。这就造成如今遗憾又尴尬的局面,人们对于该案的误解、误读越陷越深,至今仍然有不少人坚信着彭宇仅因施救而被判赔偿的假象。

实际上,对于“扶不扶”问题,法律早有答案。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可见,如果被扶者不能证明扶人者将其推倒,扶人者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严格意义上,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并未发生过一起仅因扶人而让扶人者担责的判例,或许也正因此,每每发生类似事件,一些人只能拿出一件十年前被误读的“彭宇案”来唏嘘不已,感叹世风日下,乃至为冷漠寻找借口与出口。

近年来,路人对遇险者作壁上观的类似新闻不断在各地反复上演,而每当类似新闻出现,“彭宇案”就会被再次纳入公共讨论的范围。

例如,在前些日子,网上流传这样一个视频:河南驻马店一女子过马路时,被一辆出租车撞倒在地,事发后,被撞倒女子横躺在马路上一动不动,期间多辆汽车和多名行人路过,无一辆车停车查看情况,也无一人上前施救,一分钟后,该女子遭到另一辆汽车二次碾压。

不少人在感慨、悲愤世态炎凉、路人冷漠的同时,却将众人的冷漠归过于十年前的“彭宇案”。

据悉,在2006年11月20日,64岁的徐寿兰在等公交站车时,有2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徐寿兰去赶后一辆公交车,经过前一辆车后门时,26岁的彭宇正从该后门下车,双方在匆忙间发生相撞。后彭宇将徐寿兰扶起,与其家人一起送往医院治疗,其间还代付了200元医药费。

6月13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案时,彭宇表示:“我下车的时候是与人撞了,但不是与原告相撞。”问及为何扶起原告并付医药费,他回答:“为了做点好事。”在得知事发当日派出所处警的询问笔录丢失后,他不认可警方事后补做的笔录,并表示要向媒体反映。

不过,在7月4日,彭宇打电话给一位网站论坛版主,表示自己做好事被诬告,希望媒体关注。该版主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南京多家媒体记者。一场“帮扶老人反被告”媒体热议及关注就此引发。

自2007年以来,舆论与大众已默认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将路人的冷漠和无措,归结为南京彭宇案的社会影响,有甚者称之“导致国内道德倒退五十年”。

在一轮又一轮将路人冷漠“归咎于彭宇案”之后,最高法终于忍受不住,在2017年6月7日“驻马店女子二次被碾”事件之后,主动“领受”这份“黑锅”,发文《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意图一举翻案,甩掉舆论批评扣在法院背上的这口“黑锅”,却弄巧成拙,成功地把法院系统再次抛入自杀式舆论漩涡。

这篇受到最高法加持的文章,属于驳论的一种,所驳斥的观点就是“因为法院判了彭宇案所以没人敢见义勇为”。 应该说,在彭宇案之前,见义不为、不敢为的集体心态确实存在,甚至不乏“互害型社会”的典型案例。将彭宇案之后的所有“冷漠式围观”事件都归咎于彭宇案事件,也未免有失偏颇,也太小看社会道德的自我修复能力。 但是从实际效果上看,这篇驳论不仅没有实现“恢复法院名誉”、平息舆论的大目标,甚至连讲道理、讲逻辑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达到。事实上,这就是一次失败的“蹭热点”之作,属于舆论碰瓷未遂。 在说理能力薄弱这一点上,最高法推出的这篇驳论,与彭宇案一审判决书可谓不相上下。而正是因为一审判决表现出来的法学专业素养的缺失,大量使用“如果”“常理分析”“生活经验分析”等极不专业的含糊说理,令社会得出了“人不是你撞的,凭什么要去扶”的观感,凉了人心。此篇驳论一出,恐怕舆论甚至要对最高法的专业能力产生质疑了呢。 最高法的这篇驳论,无非是想通过揭露“彭宇承认撞人”的所谓真相来自证清白。但彭宇案的恶劣影响之所以不绝于途,并固化为见义不敢为的社会忌惮心态,与这个事实并无因果,而要归结为一审判决以及二审稀里糊涂的和解。核心是司法问题,而不是媒体催生了恶之花。 直到此篇文章出炉之时,最高法还在为彭宇案的社会影响忿忿不平,将此后出现的社会病态归咎为媒体煽动舆论,从未真诚地反思过法院在处理彭宇案上的不足,无视一审文书的缺陷与二审处理策略失当,始终以受害者心态抗拒专业上的检视与修补,这是很让人遗憾的。 如果说一审中的优先证据认定尚有漏洞可抓,法官可凭借“本院认为”强行补足派出所丢失原始笔录等硬伤,那么在讲政治、讲大局偏偏不讲法律的原则下,彭宇案二审选择调解而不是判决,就是法院最终失守法治的最大败笔,从而将法院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 可怕的是,随着法院乃至于司法系统对背上“彭宇案审判导致国内道德倒退五十年”这个骂名日益不满,他们对舆论的认知也越来越扭曲——包括最高法在内的法官,一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舆论的一部分,而是自我赋予受害者身份,将媒体割裂出来视为敌人,视为甩锅的“稻草人靶子”,最终陷入迷途难以知返。 也许人们也可以学着最高法的口吻追问:彭宇案的处置依据究竟是真相还是政治?二审和解是建立哪些确凿的事实基础之上?抑或根本是讲政治、顾大局的糊涂案?法院在处理彭宇案时那些在后台运作的真相到底有哪些?——想必不会得到任何正面回应。 甚至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彭宇案当时必须屈从舆论,不敢得罪舆论,进而得出舆论过度干扰审判这个时髦的标签。(见《司法审判不应受舆论过度干扰》一文)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把法院在彭宇案中的首要责任撇除干净,先是让彭宇那个“撞人真相”背锅,再将锅甩给舆论,法院倒成了无辜受害者。 最高法之所以在驻马店车祸事件后试图引导舆论,其出发点也来自于此种“受害者自我辩解”:它似乎始终认为彭宇案是彭宇碰了法官的“瓷”,是舆论碰了法院的“瓷”,而始终不敢/不愿承认,恰恰是大言不惭的一审文书冲击了见义勇为的社会底线,遗毒十数年的“扶与不扶”的纠结,皆源自彼时法院对法律的失守。 总之,彭宇案与互害的社会相互衬托,一审判决的逻辑贻害深远。而今,如论以何种态度释放出一个所谓真相,也是无法将盘旋其中的司法错漏摘除干净的。 彭宇案反思若不彻底,流弊则永无被清除干净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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